当初读到这本书是看到李海波的推荐，台湾杨月荪1972年的译本，中国文联87年版。大陆好像还有一个合译本《凶杀》，但我翻到最后一段，就坚定地选择了杨版：“留在他身后的，是广阔的天空；微风的细语飘落在细腰轻摆的麦田里。”虽说译者把本书评论为带有“抒情的散文笔法”，但在我感觉这一点体现得不是很明显，书中充斥着的还是比较客观的描述。另外，由于卡波特像对每个人物都像写特写一样处理，每一段都似乎可以成为一篇独立的报道，全书给人的感觉是一幅由诸多小马赛克拼接而成的百褶图。局部清晰通透，但总而观之，就显得支离破碎了。整个故事讲述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尤其是这一事件作为凶案的显著性和刺激性在一种整体意义上被肢解了。无论评论界怎么吹捧，卡波特作为史家、记者可以说是成功的，但在文学上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阅读者的感受是极其痛苦的，他们饱受主体不集中之折磨，需要去记忆太多无关紧要的人物和细节。因为提不起劲，我断断续续用了一个月才坚持读完。除了眼界大开之外，实在是不觉得有多畅快。我还是喜欢《蒂凡尼的早餐》这样明净有力的作品。

　　掩卷之余，我对于作者还有一丝疑问，如此细致入微的写作势必要求作者对采访对象十分熟稔，与当事人近六年的相处，也将使作者本人成为这宏大场景中的一个演员，而不再是一个与案无涉的旁观者。作者的所在、所作、所为，都必将影响采访对象的反应。可是，关于自己，书中却几乎只字未提，只是在最后部分涉及到审判时才出现记者提问，也是语焉不详。而且，我们知道，卡波特作为一个凡人，一个普通记者再神通广大，再能说会道，我想他也不可能获得每一个采访对象的欢迎，尽管多数小镇的居民热情地协助了他的采访。而这人情冷暖之间，势必会有情感判断的进出以及详略处理的差别。这不能不让我们对本书的客观性存有疑虑。如此一来，行文的偏向性，难以避免。他的眼光再冷酷，能酷过一台冰冷的摄像机么？

　　再回想当初案发第三天，三十五岁的卡波特冲动地赶到现场，从此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专心融入另一种生活，开始了长达六年的调查，这又是为什么，此案的价值究竟何在，仅仅因为事主与政府部门有涉？正如书中所坦陈，就在此案开庭之日，至少另有三宗大谋杀案跃登报纸头条。而如果这桩事体没有被破获，正如发生在历史长河中无数难以尽数的无头案件一样呢？世界彼端的麻木的人们，又有谁会为他们洒一滴泪？也许是因为他本身是反对美国繁冗的死刑上诉程序的，这一原则也当是他立文之基。标题“冷血”一则是谴责凶手之杀人如麻，二则是控诉美国死刑制度的不合理。这让我想起Kieslowski的十诫之五，同样是直面死刑的无情。但此一主题在全书中的体现实在是太少了，它消解在铺叙的海洋里了。

　　卡波特的处理手法还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主要人物的剪影的模糊化。他的眼睛可以如此锐利：“譬如那两条灰色、瘦瘠的雄猫吧，每天必在黄昏时分出现，在圆形的广场上仔细巡视过每一部放在那里的汽车。他起先对它们的行动颇感不解，后来梅尔太太告诉他，那两条在寻觅粘在车头护网上死鸟的尸身的。此后，他每看到它们这种行径，心中就起了一阵绞痛：‘因为我这一辈子干的正也是它们那种行径。我们是属于同一类的。’”（写凶手贝利入狱后对窗外广场上的猫的观察）然而，读完全书，我却不觉得这个人物有多亲切。我看到他确实是实实在在地在生活，在表达自己的心声，但到了最后，离真正理解这个人总有段距离。卡波特已经尽力客观地把他的所所说乃至所想都呈现在读者面前，--天知道他是怎么和凶手交上朋友的，--可惜我实在愚昧，我可以感受他，但无法理解他。一个无谋杀动机的精神病患者？一个没有双亲关爱的小混混？一个艺术才能得不到发掘的青年？一切都如同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不过再怎么说，卡波特在非虚构方面的探索还是值得致敬的，下回找到他的同名传记电影看，Philip Seymour Hoffman主演。

　　也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实的世界永远要比艺术创作虚构的世界复杂，也更难于理解。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到达真相呢？

　　打动人心的文学，不应当是面面俱到，而应该由一两处切入，以一种精气贯以始终。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为我所赞赏，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有意向为写《Life's a Struggle》的英年早逝的音乐奇才宋岳庭写一部传记，我想我不会效仿卡波特。我写评论，喜欢冠以“我的***”之名，我知道创作无疑是最个人化的行动。

　　在现有生理结构的条件下，我们永远无法直达彼此的内心，就像我们仰望星空，永远看不到月亮的背面。这就是人的命运。在茫然的未知中努力寻觅属于自己的一份确定。